民国文林眼中的马一浮：细说民国大文人马一浮

民国文林，夫妻，姓名隐，居北京，律师行业，曾分别在社科院、人大、北大负笈求学，业余皆好搜罗民国文人掌故逸事，遂合著此书。但愿终有一日，朝乐朗日，啸歌丘林。

马一浮画像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又名耕馀，后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1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亲王溥伦为团长，率团赴美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马一浮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他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马一浮像，一九〇三年摄于美国

同年，马一浮出任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到美国的圣路易斯工作了一年。马一浮到美国后，听到国外对中国蔑视的言论，非常气愤，他在《北米居留记》中写道：“1903年10月25日。闻此间圣路易大学与东圣路易大学，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为问题，令诸生演说。东圣路易大学学生主张分割，而圣路易大学学生颇反对之。嗟呼！人之欲分之者，皆熟计深论，攘臂而呼。我国人之全部之大半者，懵然不觉也。哀哉！”

在美国时，马一浮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曾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留日期间，他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向革命党机关报《民报》投稿。

革命党机关报《民报》

辛亥革命后不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时局，马一浮深感“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决定杜门读书，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抗战爆发后，马一浮南下避难，写信给丰子恺，并附上《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诗，丰读后大为感慨：“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的空气，把硫黄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坐以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这信和诗，有一种伟大的力，把我的心渐渐地从故乡拉开了。”“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方向走。”于是，丰子恺带着全家南下，避居桐庐。

马一浮：”我和竺校长从相识到相知，这样的好校长，只要是他要我做的事，不管情况如何困难，我都乐意做。”

抗战期间，因生计所迫，马一浮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泰和、广西宜山为浙大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谈到此次讲座，马一浮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在江西泰和为浙大学生开设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开讲时，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人都前来听讲，马一浮开口便道：“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接着，马一浮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的讲座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师生无不叹服。

但时值战乱年代，马一浮的国学讲座并不受广大学生欢迎，他曾致书熊十力说：“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座时，亦颇凝神谛听，但听过便了。无机会勘辩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邀请他入川主持书院时，他虽担忧国人对国学的热情，却又欣然前往。

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请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写校歌。他根据浙大的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马一浮为浙江大学写的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喜闻核试验成功》等三首诗庆贺。

2 沉潜

在美国期间，马一浮没有进美国学校学习，而是边工作边按自己的喜好需要买书、读书、译书。汤彦森、丁敬涵记载：“从当时的日记看，（马一浮）每隔三四天就要去书店购一次书，购回以后常不顾酷暑严寒，夜以继日地口读手译。所读的书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及语法修辞、历史等方面的著作。……在广泛的阅读中，对卢梭、马克思的著作尤为喜爱。得到卢梭《民约论》说‘胜获十万金’，病中得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

1904年，马一浮又到日本游历，他向一位日本人学习日文和德文，同时阅读《资本论》和《浮士德》等著作。

在国外的两年，使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用西学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回国后，他和谢无量一起隐居在镇江焦山海西庵，潜心研究学问，对游历西方所学的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进行了总结。

在镇江隐居期间，马一浮翻译了《堂吉诃德》，以《稽先生传》为名，发表在《独立周报》上。

1905年年底，马一浮回到杭州，住在西湖畔的广化寺。他每天到文澜阁读书，如是三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阅《四库全书》。

马一浮的从侄马镜泉说：“文澜阁的书有三万六千多册，据我了解，他看了三年，看了三万多册肯定是有的。他当时单身一人，读书人也要吃饭的，但有时兴致上来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了，他采取啥办法呢？文火炖豆腐。旧社会的炉子外头包紫铜，里面放个油灯，放东西在上面烧，到一定辰光，上面的东西就熟了。他就用这种炉子炖豆腐，既研究了学问，又解决了吃饭问题。”

马一浮与马叙伦（左）

青年时期，马一浮与马君武、马叙伦交游，三人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不久，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从1912年起，他便住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直到抗战爆发后被迫南迁。

马一浮在杭州隐居熟读的二十多年中，蔡元培、陈百齐曾邀请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亦邀请他到浙大任教，均被他一一谢绝。他一心读书，基本不发表文章，不刊行著作，《独立周报》向他约稿，也被他拒绝。除友人偶尔过访外，他亦少移教他人，仅会过访少数的佛界方外友人。

赴南洋考察时，马一浮见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不禁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丰子恺与马一浮

丰子恺将马一浮称为“今世的颜子（渊）”。1933年，丰子恺去拜访马一浮，“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仅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但当地政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专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杭州蒋庄拜访马一浮。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伏氏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答道：“读书。”伏氏又问：“现在做什么？”答：“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仅答以：“恕不奉陪。”

1957年5月，周恩来陪苏联伏罗希洛夫到杭州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左一为时任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沙孟海之弟）

马镜泉回忆，晚年，马一浮除了会友，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他常说：“读书要心定。”这也正是他自己读书的写照。马一浮每天必作诗，有时一天作两首，枕头边常年放着手电筒，晚上一旦诗兴大发，他便马上打开手电，靠在床头记录下来。

3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此处之“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并用它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

马一浮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方的一切学术，“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他认为，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而六艺包含此三种价值，“《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马一浮认为：“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对中国传统文化，马一浮推崇备至，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说：“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又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认为，《论语》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他认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主张，学术不仅要破除理学中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门户之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他认为，斤斤计较于门户之争的人，都因为他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做到了“圆融无碍”，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提出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由唐代李翱提出。马一浮曾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弘扬儒术去实现。1905年底，马一浮曾在致其舅父何稚逸的信中说道：“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马一浮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4 立场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后，颁布命令，大中小学一概不再读经。当时马一浮被委任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到南京后，得知蔡废除六经之事，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成命。但蔡坚持己见，于是与其意见相左的马，在就职后不到三周，便辞了职。马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回忆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褊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而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在中国普及已久，时人不再学四书五经。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5 教诲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国学讲座，校长竺可桢常去听讲。据《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反对骄矜。其大弟子袁心粲未拜师前，曾带着自己所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翻阅后微微一哂，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并不心服，当即与马辩论起来。马一浮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袁心悦诚服，当即拜在马门下。从此，袁一生致力于教育，不图仕官，行履笃实。

谢无量

1941年秋，谢无量到复性书院探望马一浮时，马请谢向诸生开示。书院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谢微笑不答。马一浮喝道：“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袁心粲一直希望女儿袁卓尔亦从程朱理学。1946年，袁心粲让女儿辞去嵊县中学教职，到复性书院读书一年，读程朱理学，并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但马一浮见她喜好文学，并有文学基础，只是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对袁心粲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他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罢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的因材施教。

1939年，复性书院成立后，马一浮让学生乌以风兼掌学校日常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前来学习的，对这种管钱米的工作并不乐意接受。马一浮对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后，乌高兴地接受了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中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名学生王培德兼管。不久，王培德便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对他讲了金牛长老做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并说：“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即，雅人做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做雅事，雅事亦是俗。经过马一浮的开导，王培德便高兴地接着将工作做下去了。

6 书院

马一浮一直倡导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反对现代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在优美宁静的山水间，有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宣讲儒家学术。

1912年，马一浮和时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谈到了创办古典式书院的念头，他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认为马的建议为时尚早，没有采纳。

马一浮曾自费到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实现了马一浮创办书院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乌尤山上，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风景绝佳。山上的“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

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党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开办费3万元，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马认为，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

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学成后，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书院学生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

马一浮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正式讲学前，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放在讲桌上。开讲时，学人齐集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马镜泉记载：“书院讲授，欲阐四学。马浮拟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授‘禅学’，自己讲授‘理学’。后因大师不得其人，马浮乃先讲六经大义，独自承当，亦不得已。熊十力由于对书院规制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开讲后不久就离开了书院，他的弟子牟宗三因此也没来书院任职。此后，书院虽曾邀请过赵熙、谢无量、欧阳渐、钱穆等人来书院短期讲学，但主要是马浮一人对学生讲学。”

1941年5月25日，书院停止讲学，从此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据马镜泉记载：“他（马一浮）所以罢讲，是因为国民党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材料备核，马浮十分愤慨，即致书教育部，责以违背当时以宾礼相待之诺言，决意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到了1942年底，学生多已离去，但有杨焕生等五人，恳请继续留院学习，获准留院一年。”

马一浮对书院取得成就，满心欢喜，他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此后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马一浮勉强维系书院至1948年，才彻底放弃。

7 新儒

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是新儒家的三位代表人物，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梁漱溟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对马一浮极为仰慕，很想与之结识。熊请单不庵将其新作《新唯识论》介绍给马一浮，单怕马责怪，不敢贸然代转。熊只好将自己的著作邮寄给马一浮，但很长时间，马都没有回信。一天，马一浮亲自来拜访熊十力，长髯飘萧。熊十力问道：“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答道：“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马大为称赞熊的著作，并答应为之作序。二人遂成知己。

熊十力

熊在《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对《新唯识论》也推崇备至，为其作序，曰：“其称名则杂而不越，其属词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幽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时，将熊十力列为创议人。熊也对书院表现出极大的兴致。但二人的办学方法和目的却大异其趣，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谋食，他说：“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对马的主张并不赞成，他认为应按现代教育模式办书院，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予，这样才能为学生谋出路；学院应对学生进行补贴，保证学生衣食无忧；必要时，书院应进行更名。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1939年夏，熊十力回函，表示不再前往复性书院，而改投西南联大。他的理由是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坚持让熊十力到乐山，并在信中附上正式聘书，及100元舟车费。熊十力理屈词穷，只好动身前往书院。

因熊十力对赴书院本就比较勉强，到达后，他对接待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军以为蒋介石住在乐山，对乐山狂轰滥炸。熊的住所着火，左脚受伤，他开始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程千帆记载，马一浮办复性书院，请熊十力去讲学，熊登台讲演一番，与马意见不合。熊讲完后，马上去说：“熊子真讲的话完全错误，一句也不能听。”两人就闹翻了。

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让时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还没抵达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当熊十力到达璧山来凤驿时，对前往探视的牟宗三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抗战胜利后，二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老师熊十力通信，熊认为任的见解有道理的，便将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复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马一浮与熊十力虽为好友，但二人多有不同。对于食物，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则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曾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钱穆比较马一浮、熊十力二人道：“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唯己所嗜以独进为侠。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已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梁漱溟晚年回忆，他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时，曾到杭州拜望马一浮。梁漱溟“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与马一浮谈学时，梁自称后学。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临行，马送梁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1953年9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面折”，梁坚持己见，不肯认错。一连三日，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情急迫，便致电上海，让沈尹默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到京婉劝梁检讨，以保护梁过关。但马一浮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8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夕，考11岁的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母亲听后喜忧参半地说：“儿长大当能诗。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此诗果真成为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从儿时起，马一浮的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去世，到大姐出嫁后，马家一家七口，除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外，唯余马一浮一人！

马镜泉回忆，1900年底，马父病重，马一浮接信后忙回乡探望父亲。父亲对马在外读书极有意见，认为马不顾生病的父亲，亦不照顾妻子，是不尽本分。马至榻前向父亲问安时，父亲激动地揪着马一浮的耳朵让其跪下。因为情绪波动剧烈，父亲的病情加剧，医生亦束手无策。此时一位长者说：“要救他老父的命，办法倒还有一个，除非子女割股和药，才有希望。”一时大家都望向马一浮。这时，马一浮的二姐跑到房内拿出刀说：“弟弟是马氏门重的独苗，如果割了他的肉有个三长两短，也对不起已死去的母亲，还是让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吧。”说罢便挽起袖子，用利刃割下左臂上的一块肉，和药后让父亲服下。父亲服后病情竟有好转，但一次一次如此后，便不再奏效。次年三月，父亲撒手人寰。

马一浮在给表兄鲁同的信中写道：“弟遭多故，自癸巳九月先慈见背，频年家备极运颠连。先君数撄危疾，日就衰老，旋于庚子三月忽患中风，夏秋小愈，而家二姐竟于八月病故，九月家大姐于归丁氏。先君病遂日笃，延至今年三月，百医罔效，竟于十四日卯初弃养。弟藐然一身惨遭此变，俯仰擗咏，不如无生。”

马一浮曾感慨：“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马一浮自谓“不祥之身”，因称其生日为“禊日”，以修禊祓除不祥。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只是对他说：“无常即有常。”出门后，丰子恺越想越踏实，好像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9 伤恋

1898年，十六岁的马一浮在绍兴县试中一举夺魁，声名大噪。时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将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马一浮。

当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两家协商后，决定提前办喜事。于是，1899年，十七岁的马一浮娶汤仪为妻。婚后，马一浮在绍兴府城觅得房屋，与妻子一起居住，并以秀才身份进入府学，继续学业。

汤仪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温婉贤淑。她服侍有病的公公，对丈夫体贴入微，夫妻感情甚笃。婚后，马一浮耐心教汤仪识字读诗，他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1901年，在上海学习的马一浮接到家中来电，告知妻子病危。他忙连夜动身返乡，于两日后回到家中，却只看见亡妻的灵柩。马一浮肝肠俱碎，不吃不睡，不哭不语，只是在汤仪灵柩前，握着汤仪的手。直到汤仪下葬入土后，马一浮坐在冷清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的号啕大哭起来。

马一浮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寄托自己的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马一浮终生未再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中。他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汤寿潜颇看重马，一直供他读书。故而马生活优裕，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汤寿潜逝世后，汤仪的哥哥汤孝佶曾对马一浮谈及汤寿潜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地苦待自己了。”当时，一些世阀大户家的女子，仰慕马一浮的为人，通过各种方式将爱慕之情传达给他。但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公开信，云：“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

马一浮此举赢得了汤家上下的敬重，马一浮晚年，一直是汤仪的侄女汤俶方照顾马的生活。

10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他将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寺院的方丈都是他的座上客。

许多佛教人士曾请马一浮写有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时，与在上海游学的马—浮相识。十余年后，李叔同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常去杭州城内拜访马—浮。李叔同受马影响，开始向佛，他从马处请了不少佛典经书回来阅读。出家后，他仍然跟马—浮谈佛论道。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记载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弘一曾告诉马一浮，他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后马一浮多方打听，寻得此书奉赠。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

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二人请马一浮作序。马一浮欣然同意，并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恺作护生画第二集时，马一浮告诉他：“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马一浮挽诗曰：“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的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塔身的“弘一大师之塔”为马一浮题写。马作《虎跑礼塔诗》曰：“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11 性情

《一代儒宗——马一浮传》的作者腾复认为：“马一浮彻头彻尾一副绍兴人的气质，年轻时腼腆，中年以后少言、平和，性格也是典型绍兴人的，坚忍、谦让，凡事都烂在肚子里，不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一点像周恩来；但又十分高傲，这一点像鲁迅。再加上儒者的方正，佛家的禅意和道家的仙气，这就是马一浮。”

1905年，汤寿潜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他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建设沪杭铁路。当时，沪杭铁路的终点站设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经济繁华的日租界拱辰桥。一日，马一浮到岳父家做客，汤寿潜将铁路图纸拿出，请他参议。马一浮看后，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汤的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解释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马言之有理，便按其建议，将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将终点站改建在羊市街北端（今杭州城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称“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婉言谢辞。

孙传芳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前去拜访马一浮，却吃了闭门羹。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马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却道：“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自奉甚俭，每次拜访时总想送其钱财，以补其不足，马一浮笑着拒绝道：“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丰子恺离开桐庐赴湘潭任教前，曾托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带给马一些钱，马坚辞不受。丰临行之日，马一浮让王将钱退还丰，并附信曰：“远行不易，吾不能馈赆，则已矣，而反劳子留赀以遗我，是义所不当受也。……死生有命，首阳之志，吾固甘之，亦不需此也。”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其接风。宴会结束后，蒋将马拉到一旁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

抗战期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拒。孔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说道：“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的弟子王伯尹天资聪颖，懂诗道，向马请益长达十载之久。而马一浮亦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王伯尹因病去世后，马一浮极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纪念王。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复性书院与武汉大学毗邻。钱穆回忆，马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的学者极少来往。武大学生请他去演讲，他拒绝，武大学生想到复性书院旁听，他亦不允。

马一浮为人写字，一律不加上款，他说：“求书者多索题上款，昆弟之雅，昔唯限于通家；先生之称，今乃施之行路，既嫌滥附，亦病不诚。”

马一浮一度写字卖字，事先声明只写一年，且规矩甚多：写字一律不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有五“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他人书画碑帖，真赝杂出，凡有友朋见属，概谢不应；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凡自作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马一浮赴宴，不必主人相请，便径自入座，先据首位，从无例外。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请马一浮出山，于1947年让马镜泉去南京国史馆任职，马镜泉说：“当时他们想请伯父去的，先让我去有钓鱼的意思吧，侄子去了，伯伯也会来的。”但马一浮并不理会，仍在杭州隐居。

1958年，马一浮为自己写下《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唯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凡事都讲礼仪规矩。每逢休息日，马镜泉和夫人一起去蒋庄看望马一浮，吃饭时，马一浮都要先排座位，不能乱了秩序。吃完饭，马一浮一定要用凉开水漱口，之后才开始看书。

马镜泉又回忆，马一浮看书时喜欢抽烟喝茶，他说抽烟“百害而一益”，据说这“一益”指可以集中思维。

一次，溧阳人士彭味辛得知马一浮生病，寄给他二百元。马复函称：“此款留为他日墓畔植树之需。”

马一浮的弟子寿毅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其父病重，写信告知寿，让其立即回国拜马一浮为师。寿回国找到马一浮，说明父亲的意愿，马出口回绝，寿双膝跪地，哭道：“如果你不当我老师，我怎么对得起我父亲。”说完长跪不起。马一浮只好同意收下这个学生。后寿毅成罹患癌症住院，其父母早亡，夫人亦不在身边，马一浮得知其病重的消息后，决定去医院陪护。此时马正好患白内障，为了能天天陪伴寿，他也到医院住院，住在寿的隔壁，照顾其吃饭、小便等。同病房的人皆以为这个白发苍苍、一把胡子的老人是寿毅成的父亲，得知是其师后，都深为感动。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12 仙风

钱穆回忆马一浮：“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近百方印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隐居永福寺期间，马一浮曾写信给谢无量描述自己的居住环境：“永福寺禅房，粗为添葺，凿通户牗，安置几榻，聊可憩止。户外有老梅数株，方华。户对岖岭，松竹交映。虽颇简陋，差有幽藐之致。时往登览，辄复兴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到达桐庐，两家相距仅一里之遥。丰子恺每日必去拜访马一浮。时值隆冬，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上午到马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便拉着他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砂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抽一支香烟，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许多年之后，丰子恺对如此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仍记忆犹新。

丰子恺曾说：“我每次从马氏门中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可以继续数天的清醒与健康。”

马一浮于书法诸体均有极高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丰子恺说，马一浮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蒋庄旧影

1950年，马一浮应弟子蒋书庵之邀，住进了蒋庄。他在《香严阁日谱》中描述居所：“庚寅夏四月望。移寓苏堤定香桥蒋氏别业之香严阁，主人所目为西楼者也。临水为楼，轩窗洞豁。南对九曜山，山外玉皇峰顶，丛树蔚然若可接。东界苏堤，槐柳成行。西望三台，南北高峰迤逦环侍。唯北背孤山、宝石山，不见白堤。避喧就寂，差可棲迟。南湖一曲荷叶，田田若在。庭沼俯槛，游鱼可数。今日湖上园亭寥落，此为胜处矣。”

13 茶趣

马一浮好茶，何满子曾说：“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有马一浮先生。”

晚年，马一浮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

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总是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的茶却是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给马一浮带回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尝过后，便对沱茶极为喜欢。他觉得，比之沱茶，龙井太谈了。但杭州并无销售沱茶的商铺，无处购买。只能由友人偶尔从云南带回，或者托人在云南购买。后来，汤彦森终于打听到，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这才解了马的茶急。

对烹茶工具、炊具，马一浮极为讲究。他精心打造了一套茶具：茶炉体积小、形体圆，比排球略大，为马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所打造；炖壶则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没有铁锈味道；泡茶用的紫砂壶为马从宜兴找名家订做，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拨弄炭火的小火钳为铜制成，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饮茶用的小茶杯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极为精巧。这套茶具，马一浮一直用了几十年，“文革”中佚失。

马一浮对煮水的火也很讲究。起初，他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水味仍不纯正。后来，他自行研制了一种无烟无臭的小炭饼：先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月饼大小的小木模，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

品茶时，马一浮常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边品茶，边赏诗。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他说：“这是道家境界！”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他便说：“一派仙气。”读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时，他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将紫砂壶中的“茶锈”（茶垢）美其名曰为“茶山”，从不洗涤，每天早上仅用清水冲涮一下。有人问其故，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14 逸事

1903年，马一浮到国外游历，先至美国，后到欧洲。他在出国前，就听说马克思写有一部《资本论》，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

一日，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买书，竟买到了他渴望已久的英译本《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他将英文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德文本送给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并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马一浮被认为是将原版《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后，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到上海书肆，被马君武寻得。他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买下转赠马一浮。抗战期间，马将此书赠送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院校调整，浙大的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所赠的《资本论》成为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

17岁的马镜泉父母双亡后，前来投靠堂伯父马一浮。马一浮替他改名（原名马金泉），并让弟子袁心粲担任侄儿的老师，后来袁到外地任职，马一浮便将马镜泉带在身边，说要培养马镜泉作诗。马镜泉说：“不过这个谈何容易，到目前为止，我一股脑儿作了三首诗。”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在葛荫山庄的“房间也不大，都是白色的，帐子是白的，棉被是白的，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白，除了一件，就是黄铅笔”。

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常介绍学生到马一浮处请益。马亦乐于接待，每当学生来后，他总是详细询问学生目前读何书，并频频提问考其所学，学生往往瞠目不能对，从此再不敢前去拜访。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讲学，他的课程并不按照星期排列，而是定在每月的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认为此数能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马一浮在浙大讲学两个学期，他的讲学内容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发行出版。

任继愈在《马一浮论蒋介石》中回忆：“我问马（一浮）先生，以前见过蒋没有，谈后有何印象？说，以前未见过蒋，见蒋时劝他，虚以接人，诚以开物，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像这样文辞骈骊的发言有一二十句，我当时记不全了。我又问马先生，对蒋介石这个人的印象如何？在他身上看不看得出有中兴的气象？马先生沉思了一两分钟说，此人英武过人，而气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偏霸之才四个字马先生说了两遍，故印象极深。熊（十力）先生接着说，此人心术不正，是个流氓。”

马一浮对谢无量向来推崇，有客来请益，马不能详答，便对来人说：可请谢无量解答。

马一浮曾去一字署名马浮，与之相类的还有：李大钊署名李钊，曾孟朴署名曾朴，顾默飞署名顾飞，余空我署名余我，皆去中间一字。

楼达人与马一浮结识多年，一次，楼问马道：“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马哈哈大笑道：“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

马一浮个子较矮，但脑袋极大。他平日不戴帽子。一年初冬，他要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为了保暖，家人想给他买顶帽子，可是跑遍全杭州，竟找不到他能戴得下的大号帽子。

马一浮茹素，只吃鸡蛋。他的早餐通常是一只鸡蛋加两片面包，中餐和晚餐都是一小碗米饭，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对米饭的质地非常讲究，只吃干饭。一次，马一浮久病不愈，亲友劝其吃点肉食，增加营养，这才稍稍吃了一些肉。

搬到蒋庄后，马一浮的睡眠大不如从前，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醒，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在床上打坐，直至天明。

15 颖悟

马一浮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过目成诵。他幼年时由母亲教导，五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八岁初学作诗，九岁就能熟读《文选》、《楚辞》，乡间有神童之称。

马一浮四岁入私塾，先生问他喜欢什么诗，答：《茅屋访高僧》。四岁孩童竟知李商隐诗，让先生惊诧不已。

九岁时，父亲聘请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举人郑目莲为西席，教马一浮读书。但不久，先生坚决请辞。马父以为儿子少年顽劣，不听教诲，惹先生生气，便赔罪挽留。郑告知，他是因为马一浮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自愧无法胜任，不想耽误学生前程，才自动辞教。

先生走后，父亲除了偶尔亲自教导马一浮读书外，马一浮更多是靠自学。从此，马一浮夜以继日，广阅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终成一代大师。

1898年，十六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名列榜首。与马一同参加考试的还有鲁迅、周作人兄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会稽十一佥，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佥第三十四，豫才兄在三佥第三十七。”当时的考试题目是让考生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足见马一浮读书之广博。

后来，在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16 仰止

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李受马影响，开始向佛。李叔同出家后曾说，马一浮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居士。李一直将马视为老师。马一浮在杭州海潮寺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每次必到，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左起：夏丏尊、经亨颐、林同庄、弘一、马一浮

竺可桢为了请马一浮到浙江大学讲学，可谓煞费苦心。他多次登门拜访，托人劝驾，请马到浙大任教，并且说明，无须马到校讲课，而是准备在校外另择地点，让学生前去听课，“登门请业”。马提出，浙大需聘其为国学大师，其学程必须叫作国学研究会。浙大研究后认为，国学大师有类佛号，不甚妥当；立研究会需要国民党党部批准，此事只好作罢。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称自己“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而他对马一浮的印象则是“学问固优，世故欠通”。

马一浮想在风景胜地办一个古典式书院的想法，经人转达给蒋介石后，对马一向仰慕的蒋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发出办学邀请，并拨出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交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蒋介石悉数采纳，复性书院得以在四川乐山开办。

书院拟设立时，马一浮正在广西宜山。蒋介石特派“大汽车二乘”，将马一浮连同与其一同生活的亲戚全家，接到重庆，沿途官僚如恭迎钦差大臣，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时马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不肯进门，只是站在屋檐下伫候。不一会儿下起细雨，等马醒来将陈迎进屋中时，陈的衣帽鞋袜皆湿。马一浮大为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1958年，浙江办杭州钢铁厂，厂址选在马铃山附近，按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规划范围内的马家坟墓必须动迁。马一浮不知所措，极为着急。周恩来得知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杭州钢铁厂党委按指示修改了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深受感动，对周总理极为感激。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拨出一万元专款，作为马一浮刻书的基金，以此祝寿，表彰这位为保存与发扬国学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17 长辞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一浮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红卫兵抄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马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镜泉回忆：“当时杭七中的学生受到老师的指点，说蒋庄还住着这么一个人，就敲锣打鼓地去了。到了蒋庄就开始烧书，省图书馆古籍部想要保护蒋庄的书，其中有一个人口才比较好，跟红卫兵说：小将们，你们这样做不对头的，他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不要批判？要批判，要不要资料？要资料，你们都烧光了，资料哪里来？红卫兵一听有道理，所以就不烧了，结果把蒋庄的书装了三辆三轮车运到省图古籍部。”

1963，左起：弥甥女丁敬涵、马一浮、内侄女汤淑芳

汤俶方告诉楼达人，在被限期离开蒋庄的那天晚上，马一浮自知已无再见这生活了16年的小院的可能，凭栏倚曲，仰观星座，唏嘘不眠了一夜。离开蒋庄后，他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还时刻关心着屋外形势。

离开蒋庄前的马一浮

楼达人全家去安吉路看望马一浮，楼回忆：“在昏暗的灯光下，当我幼稚地问到宁波天童寺的佛龛及图腾何以跟一般不同以解他的寂寞时，他还不由自主地微微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问及外面情景，当我说到李叔同的弟子潘天寿在美术学院被挂牌批斗时，他连叹两声‘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便不再言语。”

面对浩劫，马一浮写下诗曰：“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住进医院。楼达人接到汤俶方通知后，忙到医院看望，他回忆：“马老先生又瘦又短，从盖着的被子看，只占了三分之二长的样子。唯有硕大的头更加突出。我知道他没睡着，他一定感到了我俩的到来，但他假眠着，一动不动，脸向着西边。……突然，他蠕动着艰难地转过身，仰躺着。我们一起向他聚拢。汤俶方习惯地将被子拉直，他微微睁开眼睛，看着我们表示感谢。接着又无可奈何地合上眼。”

楼达人建议将马一浮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汤俶方将楼的想法告诉马一浮后，“马一浮摇了摇头，很吃力，亦很坚定”。

马镜泉回忆伯父最后的日子：“他发病住在浙江医院。很可怜的，房间很小，六七平方米，只摆了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凳子也没有。我们两个人去，坐都没地方坐。老人家看到我们时说：我现在像木头人一样了。他睡在床上，眼泪慢慢流下来，一直到嘴边。”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拟告别诸亲友》

1967年6月2日，马一浮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18 评说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在给廖艺风的信中称赞马道：“女婿马耕馀，勤学可喜，是汪容甫、章实斋一流。”

周恩来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对马一浮颇为推崇：“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马一浮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腾复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马一浮也是一位十分特别的人物。他孤标独行，卓尔不群，在其一生里，甚至有相当多的时间是身居陋巷，隐匿不出，不与世俗时人交往。”

戴君仁评价老师马一浮说：“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先生。”

徐复观评价马一浮说：“马先生义理精纯，代表着中国活的精神。”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另有刘梦溪、郑新文等认为，马一浮的学问太高深，理解马一浮太困难。甚至强调现今没有人能读懂马一浮，因为马一浮的学问不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就能体现的，他的学问更多地是他生命精神的自然流露，而今人根本就无法贴近马一浮的生命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