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原名管谟业，乳名社斗，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河崖区大栏乡平安庄一户农民家庭。1961年入学，1967年被学校开除，1973年8月进厂，1976年2月参军，1997年10月被转业。

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籍第一人，高产作家，以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见长。在谈到作家的风格时，莫言说：“一个小说家的风格，他写什么、他怎样写、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写，基本上是由他开始写作之前的生活决定的。他开始写作之后，尤其是成名成家之后的努力，只能对他的创作产生浅表性的影响，不太可能产生深层的影响。”

莫言大师写作之前是怎么一个经历呢？我用莫言的散文和演讲中的原文原话，简单地作一梳理。

一、小学辍学之前

我是我父母的最后一个孩子。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搞大跃进，日子还比较好过，我想我能活下来，与我的母亲还能基本上吃饱有关，母亲基本能吃饱，才会有奶汁让我吃。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孩子，母亲对我比较溺爱，所以允许我吃奶吃到五岁。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残酷而无耻，我感到我欠我母亲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五岁上学(注：这里是五岁，其他的地方均为六岁。实际上他1961年上学，六周岁)，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竟然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地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莫言大师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吃睡在幼儿园，如何吃奶？)。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注：莫言的幼年是多么的不幸啊)。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囗粮就可以分回家中，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注：阿弥陀佛，有裤子穿)，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里跑。

我五六岁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那正是中国最艰难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村里的孩子与你们在图片上看到的非洲儿童差不多：骨瘦如柴，腹部膨大。我们像小狗一样在村子里、田野里转来转去，寻觅可以吃的东西。草根、树皮、小甲虫，都是我们的食物。有一次，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炭，有一个孩子率先把一块煤塞到口里，响亮起咀嚼着。我们于是蜂拥而上，抓起煤块吃起来。吃煤的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些事讲给你们听，你们可能认为我是在编小说，但这确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像你们这般年纪的时候，中国发生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因为说了真话而被赶出了校门……童年时期的生活，在我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之后，都变成了宝贵的资源。(以上这段话摘自莫言2006年9月15日在日本福冈市饭仓小学的演讲)

那时(注：指1962年莫言与堂姐照相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分家，是村子里最大的家庭。全家十三口人，上有老下有小，最苦的就是母亲。我因为长得丑，饭量大，干活又不麻利，爷爷奶奶也不喜欢我，为此母亲经常叹息。今天反省起来，他们不喜欢我，固然有他们的原因，但主要的还是我自己不赚人喜。我又丑又懒又谗，还经常出去干点坏事，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这样的还孩子，怎么讨人喜？

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

我因编写《蒺藜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1967年，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

二、辍学之后

那时我因为组织“蒺藜造反小队”被赶出校门，干农活又不中用，便有许多时间泡在大爷爷家。名曰学医，实则是泡在那是看热闹。听四乡八屯前来求医的人说一些逸闻趣事。后来我渐渐大了，必须下地干活换取自己的饭食，大爷爷家不能去泡了，学习中医的事也就罢休。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

三、进厂

1973年，托我叔叔的面子，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当了合同工。因为我叔叔在这家工厂当主管会计，所以就安排我当了司磅员，与笔和算盘打交道，在不知底细的人心目中，我也算个小知识分子。

四、参军

1976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昌邑县挖胶莱河，适龄青年在工地上参加体检。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没去挖河，在公社驻地与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少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再加上许多好人帮忙，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

通过简单的梳理莫言入伍(写作)之前的经历，感到与他写作风格挂得上钩的就是小学被开除这件事，虽然莫言本人对开除的原因，有时归因家庭的中农成份，有时归因于造反得罪了当权的老师。如果说是家庭成份所致，其时，莫言大哥上大学，二哥上高中。如果归因造当权老师的反，这也很牵强。不好猜测莫言编的一份《蒺藜造反小报》到底造了谁的反？这是一个谜。